图片说明：

　　图①：北京文研所技师刘小贺（左）和同伴在修复陶楼。本报记者 施 芳摄

　　图②：观众在首都博物馆参观北京城市副中心考古成果。杜建坡摄（人民视觉）

　　图③：世园会工地出土的银质龟纽“偏将军印章”。

　　图④：汉代路县故城遗址出土的山云纹瓦当。

　　图⑤：北京文研所工作人员进行考古发掘。 资料图片

　　引子

　　走过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，朝着西北方向前行，10多分钟后，便见一片拆迁后的空地。

　　“喏，那儿就是汉代的城内大道！”

　　循着孙勐手指的方向，只见一个深深的土坑：底部是一条南北向延伸的道路，宣传栏，两旁的排水沟依稀可见，一些陶罐散落其间——这里是2000多年前的路县故城遗址。

　　孙勐是北京市文物研究所（以下简称北京文研所）路城项目负责人。路县故城城址考古已进行到第五年，如今遗址公园规划已编制完成，城墙外一期绿化正在实施。

　　3000多年建城史，860多年建都史，北京的每寸土地下面都有好几层故事。步入新时代，北京城市面貌不断刷新：大兴国际机场迎来八方宾客，通州城市副中心加快建设，延庆冬奥场馆呼之欲出……伴随着这些重大项目建设，北京也迎来诸多重大考古成果。

　　2014年2月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工作时指出，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，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。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金名片，传承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首都的职责。

　　首善之区，护佑历史文化遗产不含糊。2012年至2019年，配合国家及市级重点工程，北京市完成各类考古勘探工作约2000项，勘探总面积2亿多平方米，相当于把整个北京三环路以内都勘探了一遍。

　　数据背后，凝结着无数考古人的汗水和心力。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，走近北京这几年考古的那些人、那些事。

　　发现

　　汉代路县故城重见天日，从考古的角度将通州历史往前推进了千年，“当时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”

　　2016年2月26日，北京通州区潞城镇古城村。大地还没有从冬日的寒冷中完全苏醒，考古人员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地块上打下了第一个探孔。这是北京新世纪以来最大的一次考古发掘。

　　史料记载，通州自西汉就设置路县。清朝时，古城遗址尚存，其所在地名为古城村。然而，岁月侵蚀，地表上的城墙早已荡然无存。

　　匆匆从圆明园工地赶来支援的孙勐，被眼前的壮观场景所震撼。这里铺开的，是几十万平方米的考古现场。来自全国的9支考古队、2000多名考古工作人员与探工，身着印有“北京考古”字样的工作服，在其间紧张忙碌着。

　　经过历时4个多月的地毯式勘探，深埋地下的汉代城墙夯土终于被发现。

　　“路县故城的北城墙找到了！”北京文研所所长白岩兴奋地给时任北京市文物局局长舒小峰打电话。

　　舒小峰马上赶到通州，“能不能用最短的时间确定故城范围？”当时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正在编制中，如果有重大考古发现，规划可能面临调整，时间不等人。

　　“当时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”白岩说，考古发掘具有不可预见性。

　　怎么办？“找城墙先找夯土。”那些天，白岩和孙勐紧盯着探工，将发掘出的夯土放在手心里细碾轻搓，生怕错过一丝信息。“如果有古代的文化遗存，土样中会有红烧土颗粒、炭屑、陶片、骨屑等遗物。”

　　靠着夯土中的“密码”，东城墙、南城墙依次出土。

　　7月11日，城墙的西南角被发现，宣传栏厂家，完整的路县故城城墙终于呈现在人们面前。

　　“真是太幸运了！”孙勐至今仍很感慨。

　　路县故城城内，明清、辽金、汉代三个时期的道路相叠压，大量汉代沟渠、道路、房址、灶等依稀可见，陶釜、铁器、铜钱等散布其间。城外，考古人员发现100多口汉代水井，还出土了6种碳化了的农作物种子。

　　以城址为中心的周边地区，4000余座墓葬陆续被发现，年代从战国时期延续至明清。由此，从考古的角度将通州的历史从隋唐往前推进了千年，填补了汉代县级城址考古的学术空白。

　　“一座城市，只有当你深入地了解了它的过去，才能更好理解它的现在，并展望它的未来。”一位考古学家在充分研究古代都城考古的基础上提出，元大都是古今重叠型城市遗址的代表，而路县故城则是古今沿用型城市遗址的典型。前者位于老北京城，后者处在北京城市副中心，两城东西并峙相对望，共同守护着北京这片古老的土地，传承着首都的文化根脉。

　　几乎同一时期，北京南部大兴区，北京文研所张智勇团队在大兴国际机场工地上发掘了353座墓葬，出土各类文物800余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