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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续的动力来自哪里——从垃圾分类看城市治理（下）  
2019-05-29 09:03:49杭州网  

浙江日报（记者 陈佳莹 梁国瑞 唐骏垚）

居民自治

走出“囚徒困境”

“每个人都希望推行垃圾分类，但每个人却都避开分类投放责任而选择混合投放，这就导致了垃圾治理落入源头不分类和全量焚烧填埋处理的现状。”在不少业内人士口中，这是垃圾分类始终难以走出的魔咒，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直接导致了“囚徒困境”。

2018年底，江干区南肖埠社区南一小区再次向垃圾宣战：全面改造小区垃圾房，设计非接触式垃圾桶拉环，在垃圾房旁装上洗手台；组建起一支70人的“绿邻聚落部”志愿者团队，坚持每天上下午各巡查一小时，“扫楼”入户，宣传警示。在不到一年时间里，小区居民垃圾分类投放率达95%，准确率达80%，比江干区60%的准确率高出不少。

这已经不是南肖埠社区第一次发动垃圾分类。2010年，社区开展垃圾分类“小手拉大手”活动，户外滚动灯箱，2011年，“小红花大行动”在这里开展了一整年。“当时我们在每幢楼里都放了垃圾桶，靠着社工一家家监督，每天去楼道里检查垃圾。”社区书记梁旭珍说，这些尝试却都没能长久，“那时候基本只依靠社区的力量，社区干部不时还要帮居民进行垃圾二次分拣，该由居民承担的责任划分不清，社区人手又不足，只能不了了之。”

这一次能持续吗？

梁旭珍把目光投向了蒋彩庭，她是江干区第一个由普通居民选出的社区主任，“绿邻聚落部”正是由她带头组建的。这支以退休党员为主体的志愿者队伍，既激发了居民自治的积极性，又能保证充足的人手。“他们不再帮居民二次分拣，分得好有积分，而一旦发现问题，志愿者就会反复上门入户告知住户。慢慢地，居民们被志愿者一次次上门劝说所打动，并意识到垃圾分类是自己的分内事。”蒋彩庭说。

在城市基层治理中，居民可以分为四种类型：“破坏者”“搭便车者”“利益相关者”“积极行动者”。有专家表示，不少社区垃圾分类以失败而告终，根本原因在于“积极行动者”的缺席。

显然，广告灯箱多少钱一个，在南肖埠社区，蒋彩庭带领的“绿邻聚落部”成了推进垃圾分类的“积极行动者”。

“垃圾分类难就难在，这不是一项大多数人做到就能成功的事。一个餐厨垃圾桶里，如果有一个人往里扔了其他垃圾，整桶垃圾就无法作为餐厨垃圾处理。”杭州市城市管理局市容监管中心主任张平认为，光有这些“积极行动者”还不够，对于那些“破坏者”也应该通过有效的自治机制进行约束。

“这两年小区的租客越来越多，长则一年、短则两三个月就换一个租客，垃圾分类的意识好不容易培养起来又要重新来过。”怎么办？梁旭珍利用掌握在社区手里的法宝——停车资格，以撬动这些原本管不到的人群。“我们想了个办法，如果租客屡屡出现乱扔垃圾的行为，那我们就会找到房东取消这户的停车资格，这样租客的垃圾分类教育引导责任就落到房东头上了。”她说。

市场运作

破解资金难题

“李师傅，你来啦!”一大早，余杭区毓秀小区的王阿姨就把“虎哥”李师傅迎进了家。“总共15公斤，12块钱，你核对一下。”王阿姨随手拿起手机，打开一看，12元“环保金”已经到账。

一键接单，上门称重，每回收1公斤干垃圾换得0.8元“环保金”，居民可在便利店用“环保金”购买各色商品。去年以来，余杭的“虎哥回收”模式被视作杭州城市垃圾治理市场化的标杆之一。

市场化，是许多发达国家求解垃圾分类的重要途径。由城市市政部门组织向企业招标进行城市垃圾的分类投放、收集、运输、处理等作业是典型做法。近年来，在我国鼓励环卫市场化的背景下，众多企业与资本相继涌入。

余杭区分管垃圾分类工作的副区长王艳勤介绍，去年他们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，与“虎哥回收”签订合同，在完成指标考核的前提下，按照每户每天1.25元的价格支付给虎哥公司，由其上门收取居民家庭产生的干垃圾。

余杭在干垃圾上采用市场化模式，而萧山区开发的“生活垃圾智能监管系统”同样也是来自第三方企业。在萧山金辰之光小区花园的一座数字化服务亭里，一块显示屏上，每家每天垃圾投放是否准确、数量有多少等信息正通过该系统实时显示。